中央訊息 （中央社網站）國際知名鋼琴家白建宇與台灣有著奇妙的緣份，1990年他第一次來台演奏，匆匆來去沒留下什麼印象，2006年起卻一次又一次來台。COVID-19疫情期間，他為了演奏貝多芬鋼琴奏鳴曲全集入境隔離14天，對著淡水夕照練琴。這系列演出在台灣掀起話題，也意外成為白建宇人生轉捩點——他自此陷入長達兩年的撞牆期，一度猶疑是否該退出舞台...。 白建宇（Kun-Woo Paik）被公認為最偉大的韓國鋼琴家之一，6月份他將再度來台演出，歡慶80大壽與出道70週年。由大塊出版社企劃、邀請白建宇回顧人生與音樂之路的新書《鍵與之外》也甫在台出版。 熱愛音樂、電影、攝影的白建宇在書中收錄60幅攝影作品，他以細膩真摯的文字記述人生路上的恩師、貴人、好友，以及與妻子、韓國傳奇影后尹靜姬相知相伴的歲月，夫妻倆差點被綁到北韓的驚險過往；當然還有他在鋼琴世界遭遇的各種挑戰、疑惑、領悟，音樂工作者與古典樂迷讀來必然深受觸動。中央社取得授權與您分享部分內容。 我第一次去台灣，是1990年。 那是受藤田梓（Anna Azusa Fujita）女士的邀請。 我彈了貝多芬第5號鋼琴協奏曲（Piano Concerto No. 5, Op. 73）以及一場獨奏會。我用史克里亞賓第4號和第9號鋼琴奏鳴曲包裹布拉姆斯《三首間奏曲》（Drei Intermezzi, Op. 117），並以李斯特《B. A. C. H. 主題之幻想與賦格》和《第1號梅菲斯特圓舞曲》做開場與結尾。 那是一趟非常短的行程。演出結束，我就離開了，幾乎沒有留下任何印象。真正與台灣發生關係，是後來的事。 我一直認為，自己在台灣真正的「開始」，是2006年，在台灣演出布梭尼的C大調鋼琴協奏曲。這是首龐大又冷門的作品，沒想到簡文彬指揮與國家交響樂團非常爽快地答應我的提議。樂團上半場還排了理查．史特勞斯（Richard Strauss）的D小調小提琴協奏曲（Violin Concerto in D Minor, Op. 8），同樣是鮮少演出的創作，可以說非常有勇氣。 而我至今仍記得，當時的合作讓我感到一種誠實的投入——不是熟練，而是願意嘗試。演奏時我完全能感受到團員給我的支持，我們一起完成了這個艱鉅的任務。 從那之後，我一次次回到台灣。在台灣，我演奏了13首鋼琴協奏曲；獨奏會、室內樂，更是一場接一場。包括應呂紹嘉邀請，擔任國家交響樂團的駐團音樂家，並和樂團一起到韓國演出。我也應老友殷巴爾（Eliahu Inbal）邀請，和台北市立交響樂團做亞洲巡迴演出。 我還在台灣和指揮家尼爾森（John Nelson）一起演出布拉姆斯第2號鋼琴協奏曲。那時他妻子剛過世，由女兒陪伴來台。我和尹靜姬在後台與他們聊了很多，安慰這位多年老友。 在台灣，我遇見了一些真正的朋友，包括音樂會承辦人、評論、作家，以及各行各業的愛樂者。當然，還有年復一年，持續見到的熟悉聽眾。 慢慢地，我不再只是「來演出」，而是開始「來見人」 。 那不是工作關係，而是見到面時一種「你來了」的自然。 曾在國家交響樂團工作，負責接待我的行政人員，離職之後一樣照顧我，開車帶我遊歷北台灣。放眼全世界都很難再找到這樣真心溫暖的人。 2020年，在台中，又是真正的轉折。 那是我第3次挑戰貝多芬32首鋼琴奏鳴曲全集。那次的詳細經過，接下來會談。 我很高興在自己60歲到80歲這段時間，真正認識了台灣。 對我來說，貝多芬一直像是一座聖母峰。 那是一座我一生都知道自己終究必須去面對的山 ， 但同時，我也很清楚，那不是一座可以輕易征服的山。 就像所有學鋼琴的孩子一樣，我9歲、10歲時就開始彈貝多芬。但我很清楚，那並不等於理解。我只是照著樂譜彈，照著老師的要求彈，並不知道那座山真正的高度。或者說，我其實只是站在山腳下，仰望那座山，努力鍛鍊自己，卻沒有真正開始攀登。 我非常愛德奧曲目，但要演奏可不是容易事。以貝多芬為例，他深知自己作品的價值而且擁有非常強烈的個性。一個性格較弱的人，不可能成功演奏貝多芬，甚至談不上適當地詮釋。 詮釋他真的需要人生經驗、成熟與自信。 如果演奏者沒有這種自信，那就很難表現出貝多芬的性格，特別是那永不妥協的精神。 一直到大約60歲左右，我才第一次覺得，自己也許已經走到一個位置，能夠重新回頭看貝多芬，重新閱讀他的奏鳴曲，並且嘗試和他「對話」。貝多芬一生都在寫作奏鳴曲且曲曲不同，我也的確感覺到我能透過這些奏鳴曲體驗他的人生。 那不是一個突然的決定。 大約在2005年前後，我開始錄製貝多芬的奏鳴曲。起初，我並沒有告訴自己「我要錄全集」，而是只從自己當下真正理解、真正感到有話可說的作品開始，一首一首慢慢累積。 最後，這件事花了兩年時間。32首奏鳴曲，超過10個小時的音樂。那段時間對我來說，有一種很強烈的迫切感——不是為了留下紀錄，而是我知道，如果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