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中央社记者 吕佳蓉 台北18日电）曾三度入狱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江棋生曾是文革时期的红卫兵。回望经历的混乱文革，他强调，否定文革是要否定其对人权的践踏，否定任何特权，确立人权至上的原则。 江棋生1948年出生，文革时期的红卫兵，他作为「老三届」（66届高中生）一员，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，考上北京航空学院，后来又攻读人民大学博士学位，于八九民主运动中出任学生代表，随后被当局抓捕至秦城监狱，2008年参与发布零八宪章。 江棋生在文革60周年前夕接受中央社访问，回顾文革对他一生经历的启发，乃至文革与六四之间的连动关系。 事后看，毛泽东时期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劫难，对被卷入文革浪潮的学子而言，他们无端被剥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，是人生悲剧。60年前，对如江棋生一样的学生而言，他们相信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发动文革的使命，革命的动力是：批判、斗争、抄家、破四旧、抄地富反坏右。 当时是江苏省常熟县的学生会主席的江棋生热烈投入文革。除了参与批斗，将校长老师说成是牛鬼蛇神外，他与班上的同学到全国各地串联，他所在的高三（1）班从常熟步行8小时到苏州学习革命看大字报。后来他还去了南京，也去到北京，北京的那次是毛泽东第八次接见全国红卫兵（也是最后一次接见），在西郊机场等候毛的车队驶入，扬起尘土的朦胧中，江棋生尽管只是看到毛泽东的身影，也是出于内心的欢呼：「伟大领袖来了！」 1966年8月至11月，毛泽东总共8次接见来自中国各地的红卫兵，总人数超过1100万人。群众受到政治鼓动的热潮，促使文革迅速在国内展开，首都北京在红色热潮中出现「红八月」血腥杀戮，许多知识份子如老舍等人在这波遭受迫害而身亡。接见红卫兵在高层政治上，巩固了林彪的地位，也加速刘少奇等人的失势。 江棋生向中央社记者回忆，中共将干部划分为4类，好的、比较好的、犯过严重错误的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，当时参与的文革工作组「宁左勿右」，决定要将学校校长庞学渊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，以将文革进一步深入，加大批判火力。 「问题在于，我在犯糊涂的同时还有点良知」，江棋生说道，「我觉得他（校长）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好人，不是坏人，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」。工作组组长三番两次的去找江说服未果，说道「你这个是跟我们组织与工作组不站在一起！」 于是，跟随着自我良心的江棋生因为想法不同，被戴上了同情右派「小牛鬼」的帽子。这顶「小牛鬼」帽要在1966年12月工作组撤离了之后，帽子才被摘掉。 文革在1967年从学校扩散到社会，文斗之外还出现了武斗，社会出现前所未有的混乱。1968年学生被命复课闹革命，年底由于大学仍未复办，大部分的县中学生开始被安排到乡下插队，成为农村知青。 1968年至1972年，江棋生分配到常熟周围农村种地；1973年到1976年成为农村电影放映员，之后以知青身分到了常熟肉类联合加工厂做宣传工作。直到1978年3月份，江棋生考上北京航空学院，文革在他身上的烙痕才终告一段落。 文革期间，但凡社会上什么人都信毛泽东，让江棋生一次察觉有异的是，他随着串联，在江苏师院看到一幅批评林彪的大字报（伊林、涤西事件）。林彪吹捧毛泽东的：「全中国几千年出一个，全世界几百年出一个天才，这个天才就是中国的毛泽东」，江棋生说，「我们几个同学交换意见，他拍马屁明显拍过头了，觉得林彪这个话肯定有错」，说中国几千年出一个没得说，因为中国几千年都是封建社会和帝王专制社会，但说全世界几百年出一个天才是毛泽东，「那林彪眼里还有没有马克思？恩格斯？列宁与斯大林（史达林）？这个话说不通。」 真正动摇江棋生对毛泽东与文革的看法要到发生林彪事件，身为党章规定的接班人、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林彪出事后，以及后续毛泽东一蹶不振，再加上农村插队时知青普遍遇到的酸甜苦辣，让他不断思考问题、探讨问题，逐步地走上看低文革。 1976年爆发四五事件，大批民众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悼念已故国务院总理周恩来，同时表达对四人帮和毛泽东的不满情绪。江棋生说，他当时能够坚决站在天安门广场示威民众的一边，因为国家经济生活贫困，文化生活干涩，「什么自由都没有，这让人怎么过？」 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，江棋生报名参加考试，通过并进入大学，尽管他学的是理工类的专业，同时关注伤痕文学、西单民主墙等事件。他得到思想上的开放，接受到更多消息，他了解到国民党是抗日的主要力量，知道韩战（朝鲜战争）是金日成发动的，在大学他也读到了西方的书籍，促使他思想进一步解放。 一直到1989年4月中旬，因为胡耀邦去世引发的八九学潮，开始触发他的人生第二个轨迹。他因参与学运、诉求自由民主坐了3次牢。出狱后正常的谋生手段被剥夺殆尽，彻底与中共的制度决裂，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持不同政见者。 江棋生说，文革打断中国的历史进程，不光是他个人，每个中国人都一样。文革没有什么正面意义，但作为经历过文革的人，他从中经受了磨练，他不歌颂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