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革六十专题报导(共 3 篇) 中央消息 今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60周年、结束50周年。点一大滴红墨水，努力向上吹散，你会看到一棵树干一样的红色，向上分叉再分叉。对中国大陆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来说，这样的分叉点是红卫兵、上山下乡、参加大学联考等几个命运转折点。本专题通过人物访问，既回头反思、也向前探索，试图管窥中国整整一代人被时代巨轮压过的痕迹。 （中央社台北17日电）经济学家许成钢以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研究闻名，分析时语气温和、娓娓道来。很难想像，他曾是红卫兵打击的对象，也曾是与父亲划清界线的青少年，还曾在农村体验艰辛生活，并历经关押监禁的绝望生活。激情、困惑、努力思考，贯穿了他的文化大革命10年经历。 近年完成学术著作「制度基因」的许成钢，从制度的角度看待文革的产生及遗产。他说，文革本身就是制度的产物，然后又带来制度的变化。如果只看到为了避开文革灾难而成功经济改革，这只是表面现象。事实上，文化大革命从很多方面帮助共产党生存到现在。 他强调，文化大革命最关键的，是把中国从苏联式的极权主义制度变成了中国式的极权主义制度，并且继续生根，影响后世。 相较于苏联式的完全中央极权，许成钢主张，文革强化了属于中国特色的「区管式极权制」，也就是权力下放到地方，削弱了领袖之外的中央领导人和部门权力。这项制度从文革之前的「大跃进」就开始，但是大跃进没有成功，造成了几千万人饿死，实际上这项没有完成的任务就是靠文化大革命来完成。 许成钢说，从1949年到1957年，中国就是按照苏联的方式运作，企业基本都在中央的直接控制下；到了大跃进时期，有超过9成由中央控制的企业下放地方，变成了省的企业、市的企业、县的企业，大跃进希望用地方之间的比赛来取代苏联式的中央计划经济。 文革时期，主管中央计划经济的委员会都没有了。在军事方面，中央手里掌握住核武器和飞弹，其他如造飞机、造坦克和军舰等都在地方。文革后来没办法收场，1968、1969年时，中央还是靠军队全面军管。 他说，这种从中央到地方放权的改变，和中国共产党与国民政府军抗争、最后取得政权的过程相关，中共的政权和武装部队当时就是分散在全国各地的，这是很重要的背景。加上毛泽东后来要跟苏联领导人赫鲁雪夫竞争，他认为中共有更好的制度优势，就是以地方竞争提供动力。 其结果是，不但市场经济消灭了，中央计划经济也消灭了；既没有市场，又没有中央计划，让地方去竞争的结果，变成地方虚报产量的吹牛竞赛，中央无法掌握完整情况，混乱之下，大跃进就变成了大饥荒。 许成钢说，毛泽东没有放弃，文化大革命实际就是在完成大跃进没有完成的任务，这就是从制度变化的角度来看文革。 文化大革命的一半是改变制度，另一半则是「反修防修」（「修」指修正主义），其中最内核的内容就是阶级斗争，也就是外界看到文革血腥残暴的那一面。 阶级斗争和大跃进什么关系？许成钢说，因为大跃进是非常惨痛的失败，共产党必须要找替罪羔羊，阶级斗争就是替罪的办法，把大跃进的惨痛失败推给「阶级敌人破坏」。阶级斗争一箭双雕，既可打击苏修（指走上修正主义的苏联），又为国内问题找替罪羊，所以在文革开始之初，就把阶级斗争推到了最高的地方。 他说，「我自己是那一代人，我完全清楚这是怎么过来的，充满了阶级仇恨，所以文化革命的时候，人们见到的那些没有人性的那些行为，都是因为他们是阶级仇恨带来。」这些被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是不认亲人、朋友，只跟共产党走。 他强调，中共的本质并没有任何改变。为什么1989年中共可以派坦克进到北京来，军人用坦克和机关枪来打死中国人自己？这跟过去一贯的教育和训练全都是一致。 中共建政后就发动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，但文革的特殊性在于，它是从破坏党政制度开始的革命，毛泽东打乱了中共自己创建的秩序，一时间各个群体都无所适从。 1966年，许成钢还是清华附中初中二年级学生。他的父亲许良英已经被打成右派。由于出身不好，所以在文革一开始的时候，许成钢就变成了红卫兵打击的对象。包含他在内的许多同学，都是接受中国共产党教育长大的，都相信党，也崇拜毛泽东，想为共产党做事，但是忽然之间变成了被革命对象，这让他非常困惑。 正当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，突然毛泽东领导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，还有时任总理周恩来告诉这些出身不好的同学，说过去打击他们的是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」，说他们才是真正忠于毛主席的。当时许成钢就在北京清华大学，现场听周恩来宣布这些事，于是「造反派」起头了。 文革之初，学生组织成立红卫兵，最早这批人都是干部子弟，他们获得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，得到了「砸烂旧世界」的授权。后来另一批起来的造反派，则可以视为普通人的后代，这两类人可看作不同的阶级。 到了1967年，「造反派」在各地夺权，「保守派」尽力反抗，全中国很多地方都展开血腥的武斗。有些城市坦克开出来了，大炮支起来了，机关枪也出动。当时许成钢强烈感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