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革六十专题报导(共 3 篇) 中央消息 今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60周年、结束50周年。点一大滴红墨水，努力向上吹散，你会看到一棵树干一样的红色，向上分叉再分叉。对中国大陆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来说，这样的分叉点是红卫兵、上山下乡、参加大学联考等几个命运转折点。本专题通过人物访问，既回头反思、也向前探索，试图管窥中国整整一代人被时代巨轮压过的痕迹。 （中央社记者 吕佳蓉 台北17日电）1966年的夏天，学校里的大声公传来毛泽东下达的指示，「全国停课、闹革命！」当时是初二生的丁学良听得懂停课的意思，但是不懂闹革命。文革60年来，他以毕生投入研究这场革命，回忆与反思，书写与教学，只为给后人留下纪录。 丁学良是中国知名政治社会学家、香港科技大学荣休教授，他曾是第一代热情的红卫兵，也为此上山下乡过，改革开放后他前往西方留学，曾是哈佛大学教授、杰出的中国问题专家马若德（Roderick MacFarquhar）文革课堂助教，之后丁学良也在世界各地讲授文革课。 文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有论者从中共高层的政治权力斗争解释，也有人从事件本身谈起，如反对党内走资派、动员红卫兵、林彪事件…但对丁学良而言，每个人都有一个文革，他在文革60周年前夕接受中央社访问时说，「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，自己所经历的文革都跟别人不一样，都有自己的文革经验」。 「因此，任何人都不能把文化大革命做简单的概括」，丁学良说，文革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见的，与以往的政治运动概念不同。 丁学良自评自己不仅仅是第一代的普通红卫兵，还是红卫兵里最激进、也最真诚的。在文革爆发初期，他是一名13岁满怀理想热情的青少年，1966年6月23日下午，学校接到上级通知，从今天起，全国停课闹革命。他说，「停课在技术上容易理解，孩子很开心，但闹革命是什么，我们不知道，但我们很开心不上课。」 1949年以后，中国几乎每一年都在革命，三反五反、反右运动、大跃进之后造成大饥荒…而文革的史无前例处，是由执政的共产党最高领袖对自己创建的官僚体系发动革命。丁学良说，因为在革命洪流中，「我们始终在革命，然而这个革命是什么回事，一点都不知道」。 当时没有其他媒介，红卫兵们首先学习着中共的「两报一刊」（人民日报、解放军报与红期杂志）探索怎么闹革命，一同「破四旧」、「打老虎」，并借由着大串联到大城市取经学习革命经验。 有一次，学校的红卫兵们举着毛泽东头像的旗帜，上写着「大破四旧」、「大立四新」的标语，一行人步行到安徽水东，破坏当地一座古老的天主教堂，他们把教堂内古老的画作铲除，喷上毛语录与革命画像。60年后，丁学良向记者回想起这些过往，他深感后悔与悲哀，同时也庆幸在文革起初的「破四旧」期间没有参与太多。 当北京鼓动起天翻地覆的文革「红八月」（1966年）前后，受到毛泽东与「造反有理」的感召，丁学良投身革命事业，与其他红卫兵们学习「红军步行两万五千里」的精神，组织串联队「恽萧战校长征队」，从安徽宣城徒步前往芜湖、南京，看大字报、学习如何组织辩论、印传单、办战报。这是他革命初始的起点。 革命的浪潮席卷全中国，丁学良将革命经验带回宣城，在宣城中学创建「八一八暴动团」，开始斗阶级成分有问题的老师、斗有黑历史的校长，并抓起宣传工作印制革命传单「八一八战报」。 击败党内「活老虎」，即走资派、干部与当权派，丁学良也不遗余力。丁学良是安徽人，他曾到合肥参与、观摩批斗当时安徽省委第一书记、中共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儿子李葆华。 在那次批斗会上，当被批斗的李葆华被押送上台，观众的情绪被激起，现场除了朗诵「毛主席语录」，为了要提升批判水准，还要链接马克思与列宁思想，接着一一将李葆华的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」揭发。 然而，就在那次万人批斗会上的后台，丁学良忆及，一位50多岁的人告诉他们要对李葆华手下留情，因为当时安徽大饥荒死了很多人，李葆华被中央调来做了一些好事，否则会死更多人。丁学良说，听到此事，当时的他受到很大刺激，也明白了革命当中的「区别对待」。 之后，文革从校园扩散至社会，学生、工人、干部自组组织，社会被割裂成相互报复的世界。受到江青多次讲红卫兵造反派「一定要想尽办法武装起来」的影响，社会失控无序地出现武斗、抢枪，甚至要出动军队介入文革，控制失序的社会。 回忆起文革种种，丁学良说，这是1949年以后，中国民间普通人第一次能够批判掌握权力的人，把当地的一把手、二把手、三把手揪出来，进行肉体上的迫害、挂上牌子。 丁学良评价毛泽东是一名理想主义者，做了很多可怕的事情，都是因为太过理想，文革之所以会搞起来，是因为毛讨厌当时的世界，包含美国西方与苏联，也对中国的刘少奇路线不满意。1964年四清运动后，毛认为共产党再不整治，只会越来越走向资本主义，因此打开了文革。 但他分析，文革一开始，很得中国老百姓的拥护，普通老百姓对上层政治不了解，看到的是平常治理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