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中央社台中10日综合外电报导）「日经亚洲」（Nikkei Asia）今天报导，日本与台湾都面临在供应链上削减中国主导力量及成本优势的挑战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日台双方在无人机领域的合作正逐步萌芽。 报导指出，日本正在推动强化区域安全伙伴关系，并放宽实施数十年的武器出口限制；台湾则积极寻求提升供应链合作机会。而中国大规模扩张军力及制定出口管制措施，让日台这类行动更加迫切。 台湾智库「台湾科技、民主与社会研究中心」（DSET）政策分析师邓闳元表示：「中国最近对日本实施（军民）两用物项的出口管制，包括对三菱重工和川崎重工等大型企业设限，可能会考验日本的无人机开发，尤其是电池和马达等依赖中国稀土的零组件。」 目前日台无人机合作主要由产业界推动，DSET分析，自2020年以来，双方企业、产业团体、研究机构及其他相关方面已签署15项协议。 签署方包括由台湾经济部成立的「台湾卓越无人机海外商机联盟」、台湾工研院，以及日本两大无人机联盟─「日本无人机产业振兴协会（JUIDA）」与「日本无人机联盟（JDC）」。重点领域则涵盖供应链与技术开发、防灾、紧急应变、自主飞行测试及应用部署。 嘉义「新乐飞无人机」（7A Drones）及日本合作伙伴签署了其中两份最新协议。一份是与AlterSky合作开发大型物流无人机；另一份则是与Autonomy HD合作集成台日无人机产业供应链，并开发下一代自主无人机。 日本是继美国之后，台湾最重要的安全和政治伙伴。过去一年来，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与行政院长卓荣泰均曾以私人行程访日，是目前已知自1972年断交以来首见。 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在国会表示，如果「台湾有事」（发生紧急状况）伴随对方使用武力的情况，有可能构成安全保障法制中，日本能够行使集体自卫权的「存亡危机事态」（存立危机事态），这引发了与北京的重大争端。 尽管如此，邓闳元引用日本海关统计数据指出，中国迄今仍是日本民用无人机市场最主要的供应国。光是去年，日本就从中国进口12万4936架无人机，占日本市场分额9成以上。 日本经济产业省为了改变这种状况，并增强供应链的韧性，去年9月宣布一项计划，目标是在2030年底前生产8万架日本制造的无人机。该计划强调与「志同道合的国家」在马达、电池、通信模块、飞行控制器等关键零组件方面展开合作。 邓闳元告诉日经亚洲：「在这个脉络下，台湾在乌克兰及东欧展现出的无人机马达及电池可靠性与生产实力，加上台湾在『非红』供应链中的成本竞争力，使其成为合适合作伙伴，可帮助日本确保自制无人机的关键零组件供应稳定。」 东京智库「笹川和平基金会」（Sasakawa Peace Foundation, SPF）战略与威慑小组主任山本胜也（Katsuya Yamamoto）也说，日本与台湾的民用无人机应用都出现显著成长。 他相信日台民间企业之间迅速深化合作的潜力庞大，同时强调，这种合作将从民间层面而非政府层级开始，并预期最终也可能打开通往「两用领域」合作之路。 但在那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DSET估计，去年台湾仅向日本出口45架无人机，而日本只向台湾出口3架。另一方面，台湾则向波兰、捷克和美国等国出货超过12万架无人机。 邓闳元解释道，台湾现行无人机合作模式通常包括：向中东欧出口低成本小型无人机，以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；向欧洲和美国出口零组件，以取代中国产品；参与美国联邦和地方政府的无人机招标；与外国公司合作，竞标台湾政府的采购案。 他表示，这些伙伴国已具备一定程度的生产能力、采购规模和技术生态系统，然而，日本无人机产业因大规模生产能力长期落后、尚未创建起大规模产业生态系统等因素，使得台企很难在日本找到合适的技术合作、零组件供应、共同参与政府标案的伙伴。 另一方面，针对日本近期松绑武器出口限制，山本胜也认为，短期内不会直接促成日台在武器或防卫装备领域合作的深化，因为敲定类似日本分别与英国、澳洲、菲律宾达成的协议，仍需要时间。 不过，一名外国国防产业高端领袖匿名告诉日经亚洲，日本国防出口政策的巨大转变应该会逐渐影响台湾，未来可能会看到可用于军民两用平台的子系统提供给台湾国防工业，但日本极不可能提供船舰或飞机给台湾武装部队。 至于无人机系统方面，他则认为，日台双方可能倾向通过非政府组织（NGO）与产业协会来推动合作，而非政府对政府的直接交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