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央消息 (中央社记者 石秀娟 台北9日电)她们都曾在家庭暴力恐惧中暗自哭泣,在台湾举目无亲,以为日子只能这样过,直到向外求助才走出阴霾。这群新住民姐妹以自身故事告诉有类似遭遇者:别独自承受,外面的世界有资源,也会有人帮忙。 接受中央通信社专访这天,阿悦(化名)向工厂请假。坐在客厅里,平静述说过去遭家暴的伤痕,厨房正细火煮著白木耳汤——那是两个孩子下课后的点心。 新住民阿悦:「被打了,要勇敢讲出来!」 阿悦现在的生活规律而单纯,每日骑机车上下班、独力拉拔孩子长大。这份平凡日常,是走出家暴阴影后才找到的幸福,也是过去不敢想的、最奢侈的盼望。 「我现在过得还不错,能养孩子,也有存到一些钱」,来自越南的阿悦说。 23岁远嫁台湾,阿悦原本憧憬的归宿,却在婚后3年被繁重家务与前夫的拳头击碎。大约10年前,她被前夫赶出家门,连换洗衣物都没有,只能投靠在台唯一友人,却仍遭前夫追踪骚扰。 当时阿悦的两个小孩才3岁、1岁,一年多内多次被打,她惊觉前夫打她已成「习惯」,「一直被打,就算忍耐也没有用」,她毅然决定离家。 在警察的安排下,阿悦独自住近庇护所,找到看护的工作。这时前夫却向法院提告,要求她支付新台币23万元扶养费,阿悦感到愤怒与无助。通过法律扶助基金会的资力审查后,阿悦获得义务律师协助,展开近3年的离婚与监护权诉讼。 依当时法令规定,外籍配偶尚未取得台湾身分前离婚,可能会被遣返。 阿悦回忆:「我听说没有身分,离婚就要回越南。生完老二后,我马上去申请身分,我怕孩子会被判给他。」她最终幸运先拿到身分证,2个月后赢得监护权。 想起那段日子,阿悦流下感激的泪水。「我爸爸、妈妈和我姐姐、弟弟在越南,没有人帮我。在台湾,他们不是我亲人,但是他们很用心的帮我,我很感谢。」 阿悦说,打官司期间,许多法律进程她都不懂,也看不懂中文,文档多靠社工协助整理。社工还教她骑机车、陪她考照,「她们载我去,再载我回来,我考了5次才考过。」社工也协助媒合工作,并在孩子下课后帮忙照顾,让她安心上班。 「我觉得被打了,要勇敢讲出来。有人知道,就会有人帮助,不要忍耐,」阿悦说。 新住民英达:「我过得很辛苦,也遇到很多好人」 来自印尼的英达(化名)同样隐忍丈夫的拳脚相向多年,直到孩子将家中的情况告诉老师,她才在老师的介绍下,拨打卫生福利部的「113保护专线」。 「当时我还没有台湾身分证,我只知道如果离婚,孩子就得留给他,」英达回忆当时的恐惧。「我只想知道能怎么办——孩子还那么小,我不可能不带着他,就自己回印尼。」 除了现实的法律障碍,英达也想起母亲常劝她接受命运,为了孩子,「不可以动不动就讲离婚」。她一心想给孩子一个有爸爸、妈妈的家。 英达在丈夫「动不动就打」的脾气下忍耐着,「他打我、甩我巴掌,甚至把我掐着脖子压到墙上」。年幼的孩子也常做恶梦,哭喊:「爸爸不要弄妈妈。」 英达没有搬进庇护所,也没打算离婚。社工单位安排专人为她丈夫咨商、协助英达声请保护令、也提供生活必需品等支持,让她在困顿中多了一丝喘息空间。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过,直到命运再次介入。靠开车维生的丈夫,先是发生重大车祸,脾气变得更暴躁,后来又被诊断出癌症,他的态度才慢慢改善。 生活的重担转而落到英达肩上。她独自撑起家计,在小吃店工作,也到处打零工,照顾婆婆、丈夫和孩子。骑车四处奔波时,她常在安全帽后默默流泪。 谈起过去,英达不禁哽咽:「还有什么可以让我背?」不知道命运还能怎么作弄她,为什么坏事接二连三发生在她身上。然而她没有太多怨言,选择原谅,也欣慰丈夫终究明白,她始终陪着他。 英达说,她在台湾过得很辛苦,但「有很多好人帮我」。除了社工的长期支持,小吃店老板娘借钱让她先生开刀,老师和邮局小姐介绍她打零工,新住民服务中心协助孩子申请奖学金、提供补习信息等。「我都没有忘记,我永远会记得。」 中国籍新住民晓玲:求助需要勇气 「盼社安网更透明」 中国籍新住民晓玲(化名)的求助之路,多了几分摸索与碰撞。 晓玲懂中文,但当年遭遇家暴时,仍花很长时间才找到真正能接住她的社安网资源。她形容,那段过程像是在迷宫里绕路,走许多「弯路」,才终于看见出口。 晓玲第一次遭前夫施暴,已是许多年前的事。她至今仍保留当年打离婚与监护权官司的数据:伤痕照片、染血衣物,以及一叠叠诉讼文档。 她说,她刚生产没几天,剖腹产的伤口还没愈合,前夫就在医院打她。做完月子后,她先带小孩回中国,前夫却反控她诱拐小孩。之后她为了工作远离家乡,把孩子托给妈妈照顾,等孩子到了就学年龄,她带着孩子回台湾,但和前夫的关系没有好转,仍再度、并持续被家暴。 回忆过往,晓玲说,她已经走出来了,有些记忆也已忘记。心理师曾告诉她,大脑有时会自动删去「太痛」的片段。只是,如今谈起当年带着刚断奶的孩子返乡求职受挫,只能靠母亲接济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