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央消息 （中央社记者 石秀娟 台北9日电）她们都曾在家庭暴力恐惧中暗自哭泣，在台湾举目无亲，以为日子只能这样过，直到向外求助才走出阴霾。这群新住民姐妹以自身故事告诉有类似遭遇者：别独自承受，外面的世界有资源，也会有人帮忙。 接受中央通信社专访这天，阿悦（化名）向工厂请假。坐在客厅里，平静述说过去遭家暴的伤痕，厨房正细火煮著白木耳汤——那是两个孩子下课后的点心。 新住民阿悦：「被打了，要勇敢讲出来！」 阿悦现在的生活规律而单纯，每日骑机车上下班、独力拉拔孩子长大。这份平凡日常，是走出家暴阴影后才找到的幸福，也是过去不敢想的、最奢侈的盼望。 「我现在过得还不错，能养孩子，也有存到一些钱」，来自越南的阿悦说。 23岁远嫁台湾，阿悦原本憧憬的归宿，却在婚后3年被繁重家务与前夫的拳头击碎。大约10年前，她被前夫赶出家门，连换洗衣物都没有，只能投靠在台唯一友人，却仍遭前夫追踪骚扰。 当时阿悦的两个小孩才3岁、1岁，一年多内多次被打，她惊觉前夫打她已成「习惯」，「一直被打，就算忍耐也没有用」，她毅然决定离家。 在警察的安排下，阿悦独自住近庇护所，找到看护的工作。这时前夫却向法院提告，要求她支付新台币23万元扶养费，阿悦感到愤怒与无助。通过法律扶助基金会的资力审查后，阿悦获得义务律师协助，展开近3年的离婚与监护权诉讼。 依当时法令规定，外籍配偶尚未取得台湾身分前离婚，可能会被遣返。 阿悦回忆：「我听说没有身分，离婚就要回越南。生完老二后，我马上去申请身分，我怕孩子会被判给他。」她最终幸运先拿到身分证，2个月后赢得监护权。 想起那段日子，阿悦流下感激的泪水。「我爸爸、妈妈和我姐姐、弟弟在越南，没有人帮我。在台湾，他们不是我亲人，但是他们很用心的帮我，我很感谢。」 阿悦说，打官司期间，许多法律进程她都不懂，也看不懂中文，文档多靠社工协助整理。社工还教她骑机车、陪她考照，「她们载我去，再载我回来，我考了5次才考过。」社工也协助媒合工作，并在孩子下课后帮忙照顾，让她安心上班。 「我觉得被打了，要勇敢讲出来。有人知道，就会有人帮助，不要忍耐，」阿悦说。 新住民英达：「我过得很辛苦，也遇到很多好人」 来自印尼的英达（化名）同样隐忍丈夫的拳脚相向多年，直到孩子将家中的情况告诉老师，她才在老师的介绍下，拨打卫生福利部的「113保护专线」。 「当时我还没有台湾身分证，我只知道如果离婚，孩子就得留给他，」英达回忆当时的恐惧。「我只想知道能怎么办——孩子还那么小，我不可能不带着他，就自己回印尼。」 除了现实的法律障碍，英达也想起母亲常劝她接受命运，为了孩子，「不可以动不动就讲离婚」。她一心想给孩子一个有爸爸、妈妈的家。 英达在丈夫「动不动就打」的脾气下忍耐着，「他打我、甩我巴掌，甚至把我掐着脖子压到墙上」。年幼的孩子也常做恶梦，哭喊：「爸爸不要弄妈妈。」 英达没有搬进庇护所，也没打算离婚。社工单位安排专人为她丈夫咨商、协助英达声请保护令、也提供生活必需品等支持，让她在困顿中多了一丝喘息空间。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过，直到命运再次介入。靠开车维生的丈夫，先是发生重大车祸，脾气变得更暴躁，后来又被诊断出癌症，他的态度才慢慢改善。 生活的重担转而落到英达肩上。她独自撑起家计，在小吃店工作，也到处打零工，照顾婆婆、丈夫和孩子。骑车四处奔波时，她常在安全帽后默默流泪。 谈起过去，英达不禁哽咽：「还有什么可以让我背？」不知道命运还能怎么作弄她，为什么坏事接二连三发生在她身上。然而她没有太多怨言，选择原谅，也欣慰丈夫终究明白，她始终陪着他。 英达说，她在台湾过得很辛苦，但「有很多好人帮我」。除了社工的长期支持，小吃店老板娘借钱让她先生开刀，老师和邮局小姐介绍她打零工，新住民服务中心协助孩子申请奖学金、提供补习信息等。「我都没有忘记，我永远会记得。」 中国籍新住民晓玲：求助需要勇气 「盼社安网更透明」 中国籍新住民晓玲（化名）的求助之路，多了几分摸索与碰撞。 晓玲懂中文，但当年遭遇家暴时，仍花很长时间才找到真正能接住她的社安网资源。她形容，那段过程像是在迷宫里绕路，走许多「弯路」，才终于看见出口。 晓玲第一次遭前夫施暴，已是许多年前的事。她至今仍保留当年打离婚与监护权官司的数据：伤痕照片、染血衣物，以及一叠叠诉讼文档。 她说，她刚生产没几天，剖腹产的伤口还没愈合，前夫就在医院打她。做完月子后，她先带小孩回中国，前夫却反控她诱拐小孩。之后她为了工作远离家乡，把孩子托给妈妈照顾，等孩子到了就学年龄，她带着孩子回台湾，但和前夫的关系没有好转，仍再度、并持续被家暴。 回忆过往，晓玲说，她已经走出来了，有些记忆也已忘记。心理师曾告诉她，大脑有时会自动删去「太痛」的片段。只是，如今谈起当年带着刚断奶的孩子返乡求职受挫，只能靠母亲接济她